“我死后，不要花重金做法事，如果真有心，4个儿女每人拿出一万块钱帮助周围贫困群众；如果申请可以，将我葬入县烈士陵园，如果不符合程序，将我火化，把骨灰撒在家乡的山坡上；

党哺育了我一生，要将我的党费交到100岁，子孙中符合条件的都要积极入党”。这是老人永久地闭上双眼前，用最后的一口气“挤”出的遗言，然后虔诚地把生前别戴的一张毛主席像章放在额头上，安详地走了，带着他对党最深沉的眷恋，带着家乡对他最不舍的呼唤，永远地走了，时间定格在2019年6月19日下午4时。

提起老人，听到最多的是他曾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被授予一支国防部明令允许保留的半自动步枪的故事，和上面这三句与当地生活习俗不太相符的三句遗言。老人的名字叫做查吾·扎西东周，原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1935年生，1958年参加民兵，曾担任治多县民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武装干事、扎河公社副书记、当江公社乡长、治渠乡书记。1995年退休。

勇斗悍匪保家国

玉树辽阔，但英雄有迹可循。

每个人的成长，都会有其宏大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心路历程，扎西东周也不例外。

那是1958年11月的一天，高原的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子一样，卷起的雪时不时就会迷住眼睛，踩在雪地里的双脚慢慢陷下去，成为一个个脚窝，抬腿迈步十分费劲，23岁的扎西东周带领7名民兵正在巡逻侦查。

那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年代，叛匪的猖獗让每一个民兵每时每刻都像绷紧的弦一样，在返回途中，碰巧遭遇一股判匪。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和稍纵即逝的战机，作为“领队”的扎西东周冷静分析形势后，决定带领战友向前逼近，并准备展开政治攻势，劝其缴械归降。

然而，叛匪那能听进去扎西东周他们的劝解，仗着人多势众，一哄而上开始疯狂反扑，很快一个战友被控制，另一个战友被砍伤。扎西东周急了，心中的愤怒像火一样，只身一人冲入敌群，一阵挥刀连砍，顿时3名敌人倒在地上嗷嗷痛叫。

看着鲜红的血迹，丧胆心惊的叛匪乱了阵脚，最终23个叛匪放弃抵抗，缴械归降。“当时也受了重伤，原本消瘦的脸庞越发棱角分明，两颗硕大的眼珠子都快要从眼眶里滚出来了一样，别说叛匪，我们都看了害怕。”52岁的大儿子红星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

很快，扎西东周带领战友勇斗悍匪的英勇事迹就像是高原上的风一样，吹遍了角角落落，传出雪山，传向首都北京。

那绝对是草原上最光荣的事情，1960年，扎西东周被中央军委授予“民兵搏斗英雄”荣誉称号,有幸去参加了北京观礼活动，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授半自动步枪一支，而他杀敌所用的腰刀被北京军事博物馆收藏陈列。

一把钢枪，一件军服、一颗红心，从此，扎西东周更加积极投入到保卫新中国，建设新家乡的事业中。1983年被兰州军区授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983年、1987年先后被中共青海省委授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并多次获得玉树州和治多县授予的各类荣誉称号。

采访札记：只要是对青海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958年的玉树真的算不上和谐发展的年代，地处偏远，信息不通，一时间谣言四起、叛匪猖獗，牧民群众人心惶惶，甚至有不少人出逃国外。

从民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武装干事，每一个职位都会有一定的危险，至少我相信职位越高，责任越大这句话。然而扎西东周似乎从不这样想，自从穿上那身这一辈子都不曾脱下的军装，他就把责任和担当扛在肩头，把职责和使命融进了血脉，要把忠诚和奉献烙在了心里。

保家卫国从来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而是心底油然而生的信念，而是理性的自觉使然。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遇到一点风雨就动摇，那只是表面上、口头上的保家卫国。无论岗位如何变化，无论谣言怎样肆虐，扎西东周保家卫国、恪尽职守的政治品质始终如一。

践行誓言跟党走

我去过扎西东周生前所住的家，在治多县治渠乡江马来桑多村，是长江的最上游，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甚至有些简陋两排平房。各种放牧的器具堆放杂乱，两位面色黝黑的汉子用藏语招呼我进屋。他们是扎西东周的两个儿子，52岁的红星和48岁的王东，很明显，他们的名字都带有浓浓的时代特征。

适应了屋里昏暗的光线，我这才注意到这个家庭的不同之处，没有藏区人家常见的佛像，供桌等物品，墙上最中间的位置，挂着一副毛主席像，以及新中国五代领导人的画像，每个画像上都搭着象征纯洁、尊贵的哈达。

转向另一头的房间，那是扎西东周睡过的屋子，不大，差不多10平方米。靠在临窗的墙角里，整齐的摆放着一张钢铁床，裸露出来的床架已经是锈迹斑斑，挨着床的墙面上有几个地方的墙皮已经脱落。

挨着床的是一个老式的柜子，似乎被反复修补过，柜子上整齐摆放着的是一套1969年至1977年出版的藏语版的《毛主席选集》（5册）、1975至1982年出版的《邓小平理论》和那一本他倒背如流的藏语版《宪法》，以及几张泛黄着的，关于他到北京参加会议的集体照片和一沓沓荣誉证书，最显眼的绝对是扎西东周生前常穿的那件军绿色的衬衣军装了，或许是因为屋子里太冷，军装摸上去感觉特别坚硬，旁边摆放着4个毛主席像章，是年代久远的那种，边角磨去了不少部分，有两个像章别戴的别针已经掉落，用一根细铁丝代替……这几乎就是全部了。

“我的父亲虽然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但是他不信仰任何宗教，如果真要有，那共产党就是他心中最大的信仰。”大儿子红星介绍说。

1985年，玉树遭遇重大雪灾，大批牛羊和野生动物因食物短缺死亡，许多农牧民群众内心恐慌，无心自救，不停诵经祈福，大作法事。但是，时任治渠公社书记的扎西东周积极组织群众自救，看到党和国家的救援物资通过飞机空投，从天而降。扎西东周激动地说：“我的‘救星’来了，你们的‘救星’在哪里？”。

现年72岁的才仁求措，是经扎西东周介绍入党的，她被誉为绽放在长江源头的“格桑花”，1979年被全国妇联表彰为“三八红旗手”，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曾亲自为她授一条半自动步枪。

“我记得最清的就是当初入党时，扎西东周说的一句话‘党是为群众做事的一个大集体,在这个集体里做事是最大的善事’。在他的感召下，我以一个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西东周是一名合格的党员，他是弱势群体的‘父母’，是叛匪、官僚恶势力的‘死对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巴吾’（藏语意思是英雄）。”才仁求措说。

采访札记：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理想，就有什么样的方向。或许不太了解扎西东周的人，接触到他生前的这些东西时，会感觉这种感情有点不真实，像是作秀一般，可是，只要越深入了解他，你就会发现，扎西东周从不伪装自己，他敢爱也敢恨。他曾说，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是立场和原则问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爱国爱党爱民，坚定的唯物主义信仰者”这是扎西东周墓碑上的文字，细读后，我不断地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玉树康巴汉子的心里，共产党、毛主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否也有一个同样的位置装着这些庄严神圣的字眼？我不敢肯定。但是，我确信，在扎西东周的灵魂深处，它们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些字眼，它们早已经成为骨肉和精血，是扎西东周生命和精神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群众利益放心头

“人生为一大事来，干一大事去，不把共产党的阳光送到群众手里，我死不瞑目”，这是扎西东周在入党转正申请书上写下的承诺，为践行这一承诺，扎西东周用了57年。

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扎西东周常年扑在工作上，不是忙着处理公社的事务，就是为贫困牧民忙着修房子送粮食和其他生活生产用品。5个子女和家务全留给妻子一个人操持。他走到哪里，全家就赶着牛羊搬到哪里，然而孩子们见他的次数却能扳着手指头数的清。

对于家庭，他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对于群众，他是一个亲切的“家里人”，因为对于群众的事，他如数家珍。儿女们说，父亲的钱很少贴补家用，都用来帮助困难的农牧民和孤寡老人。有一次，三女儿红梅高烧不退，是妻子一个人背到几十里外的县上去看病，而他对这件事却全然不知。

退休后，他担任治渠乡寄宿学校的名誉校长，时常利用课余时间为孩子们讲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看到有些孩子生活困难后，他每年拿出近万元资助贫困学生，从未间断过。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扎西东周从不往家拿公家的一针一线，更不允许子女或其他亲属沾他的光。“他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没有工作，仅有的一个区电厂的名额被村里的残疾人‘占’掉了，周围的人有时候也会埋怨他，说他只要稍微操点心，家里就会过得好一些。可是，只要熟悉他的人清楚，扎西东周不会用手中的权力去给家里谋利益的，这一辈子都不会。”曾与扎西东周一起共事的原治多县政协副主席边巴介绍说。

退休后，每逢虫草采挖的季节，扎西东周总是闲不下来，早早地起来，然后骑上那批已经有30岁的老马，上山帮助村里的群众放牧，谁家的牛跑散了，谁家的孩子放学需要看护了，谁家有红白喜事了，只要力所能及的事情，扎西东周从未缺席过。

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治多县老干部局计划把扎西东周安排到县养老院养老，可他却说：“我年纪这么大了，国家给我退休金养老，这是父母亲都做不到的。现在生活上有家人照顾，再不能给党和国家添麻烦了”，然后一次又一次婉言拒绝了党委政府对他的特殊照顾。

据不完全统计，退休后开始，扎西东周每个月给村里贫困户送去的面、米、油、糌粑、方便面等生活必需品，每年冬天自己出钱买灭鼠和杀黑毛虫的药品和器械，带一家老小去灭鼠、灭虫，而自己一年四季，两件人武部发的军便服轮换着穿，从不舍得乱花一分钱。

事迹有长短，初心永不改。虽然扎西东周走了，但是大家都说他的精神永远都在。心似钢枪，任凭岁月沧桑，但扎西东周依然故我，一心向党，永葆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