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湖县教师杜安东、曹晓花夫妇:5000米上书写人生
2019年8月11日,星期日。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清河镇杜屯村,台风刚刚过境,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那曲市双湖县中心小学教师杜安东,提着苹果、桃子、饼干和香烛,来到自家田地里的一处墓碑前,“扑通”跪倒在地:
“娘啊,我来看您了。这一年学校很好,班里的孩子们很争气,吉宗考上了辽阳一中,白玛卓嘎去了珠海四中,来旺卓玛也被内地西藏班录取了。他们将来都会有出息的,您放心吧……下次回家,我再来看您。”
风,吹过田野。树叶摇曳着发出“沙沙”声,仿佛传来母亲的声音:“好好工作,注意身体。”
3天后,杜安东和妻子曹晓花从济宁市出发,跨越4500多公里、翻上5000米高原,前往他们共同执教的那曲市双湖县中心小学。
从2008年工作至今,杜安东和曹晓花在全国海拔最高县——那曲市双湖县扎根基层11年。他们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教书育人,播撒民族团结种子,“舍小家、顾大家”……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基层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赞歌。
“学好汉语文,才能更加热爱这个国家”
那曲市,海拔4450米。从这里出发,一路向西北,窗外只剩下光秃秃的山丘,高低起伏的高山草甸,还有一望无垠的湖泊。整整行车一天后,在一处仿佛被风刮出的平原上,终于有了人间烟火。
双湖县平均海拔5000多米,每年冬季长达8个月,含氧量只有内地40%,被称为“人类生理极限的试验场”。坐落于县城的双湖县中心小学,是附近四个乡镇里唯一一所完小,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内的孩子大都在这里读书。
8月19日上午9时,晴空万里。双湖县中心小学操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全校438名学生迎来了新学期。
“上学期期末考试中,我带的五年级(3)班汉语课平均分是82.3分。这个成绩创造了双湖县教育局有成绩统计以来的最高分数。”杜安东说。
十年耕耘,终见收获。然而,杜安东不会忘记,2009年刚到学校时,他所带班级学生的汉语平均分只有7.8分。在百分制的满分中,这意味着学生们几乎已经放弃了对汉语文的学习。
旦增扎西是杜安东从二年级开始带的学生。他有很多优点: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热爱劳动、爱护公物……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汉语文考试成绩经常不到20分,还是班上出了名的小捣蛋。
上课铃刚响不久,旦增扎西就坐不住了。他把纸巾撕下一角,捏成一个小纸团,又从兜里取出一根用过的笔芯,将纸团塞进去当“子弹”,再把纸团从笔芯里用力吹出去……一次吹得不远,再试第二次;一个人不好玩儿,再叫上两个同学比赛。被老师没收了“作案工具”,他很快又想出新的玩法。
“旦增扎西很聪明,只是心思没有花在学习上,帮他查找学习中的问题,成绩一定可以提上去。”杜安东说。
低年级的学生汉语水平普遍较低,大都只会说“是”和“不是”,而杜安东又不懂藏语,教学工作极难开展。他绞尽脑汁,一会儿用手比划,一会儿又请学习好的同学帮忙翻译。课后,杜安东又陪旦增扎西一起踢足球,让孩子释放爱玩的天性,当学生们喜欢上了老师,才会喜欢上学习。
两年后,旦增扎西的成绩有了进步,每次考试成绩都在及格线附近。杜安东仔细分析了旦增扎西试卷上的错题,发现“作业本”写成了“作业木”、“青稞”写成了“青棵”……离正确答案,总是差一点点。
杜安东把旦增扎西叫到身边,一笔一划教他重新写过,又鼓励全班同学“无论现在考了多少分,只要学习有进步,老师就有奖励”。
学校的孩子们大都吃不到水果,也很爱吃零食。为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杜安东和曹晓花商量,每月从工资里拿出部分钱,买孩子们爱吃的。
“有时作业写得工整,就会奖励一个苹果;有时上课积极发言,就会奖励一颗糖……”旦增扎西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奖励,让他更加喜欢上了杜安东的课;下课后,还经常追着杜安东问问题。
上小学六年级时,旦增扎西的汉语文成绩已经具备80多分的水平,藏语、数学也不错,很有希望考进内地西藏班。但是,杜安东又找到了新的问题:他的成绩还不够稳定,几次考试忽高忽低,学习积极性也不高。
杜安东留心他的学习时间分配后发现,旦增扎西花在藏语、数学学科上的精力很多,在汉语文上的时间却相对较少,经常先把其他学科的功课做完后,再抽出时间学习汉语文。原来,在旦增扎西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学习汉语文,到底有什么用?”
双湖县是那曲市最偏远的一个县,靠近藏北无人区。学生们在家里说藏语,在县里购买东西用藏语,就连他们的父母、亲戚之间交谈也用藏语……学生们缺少学习语言的环境,也难怪无法理解学习汉语文的作用。如果不把这个问题给学生们讲清楚,他们就没有学习汉语文的主动性。
一天,学校举行完升旗仪式,杜安东在教室里问全班同学:“你们刚才唱了国歌,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又是怎么来的吗?”同学们七嘴八舌,答案五花八门。杜安东从近代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说起,是《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全班同学听得入了迷,杜安东说:“《义勇军进行曲》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汉语文。学好汉语文,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更加热爱这个国家。”他接着告诉同学们:“藏文是藏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们固然要学习。而身为一个中国人,还必须掌握好这个国家的通用语言,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正当学生们对学习汉语文有了些启发,杜安东和曹晓花又邀请往届考入内地西藏班的学生回学校,跟班里的学生们交流在内地的学习、生活情况。
“内地的老师都用汉语文上课,他们的博学程度和讲授的知识,是我以前在双湖听都没听说过的;内地同学来自不同的民族,大家在一起说普通话才能结为好朋友,遇到困难互相帮助……”今年17岁的卓玛央吉曾是曹晓花班上的学生,目前在北京西藏中学读高二。
一席话,让全班同学眼中燃起了学习汉语文的热情。
双湖县中心小学有一间图书阅览室,但学习资料不足,已经不能满足学生们对汉语文课外读物的需求。今年8月开学,杜安东、曹晓花找到几个朋友一起,发出了这样一则微信朋友圈:
“双湖县中心小学的孩子特别开朗、聪明、爱学习,他们的梦想和内地的孩子一样,想当老师、医生、军人……但汉语是他们比较大的障碍,读书是开阔眼界,提高汉语最直接的方式。大家有没有闲置的读物?可以寄过来,留在学校里面,供孩子们读。”
消息发出后,大大小小的包裹从四川、安徽、山东等地寄来,杜安东和曹晓花每拆开一个包裹,就像推开一扇双湖孩子认识外面世界的门。他们把图书分发到学生手里,结合着党和国家给西藏孩子的特殊政策,教育学生讲党恩爱核心;结合着英雄人物故事,教育学生讲团结爱祖国;结合着西藏生活越来越美好,教育学生讲贡献爱家园;结合着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教育学生讲文明爱生活。
2014年,那曲地区“优秀教师”;2016年,双湖县“优秀教师”;2018年,双湖县“优秀学科组长”……杜安东和曹晓花获得的每一张奖状的背后,记不清向多少名学生传授了知识,塑造了多少名学生的心灵,让多少名学生走出了双湖。
“我们双湖的孩子,上初中前大都没有离开过县里,眼中只有这片高原、羊群和几间房子,是老师告诉我,山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是老师鼓励我,要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明年就要高考了,卓玛央吉的理想是报考师范类院校,将来回到西藏,做一名像杜安东和曹晓花这样的教师。
由于教学成绩优异,杜安东被推举为学校汉语文教研组组长。教研组一共有6、7名不同民族的老师,他组织老师们相互评课、交流教案、批改作业,查找教学中还存在的问题:汉族老师容易把课讲得太深奥,孩子们不爱听;藏族老师教案写作不够规范,上课随意性大……
发现这些问题,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让老师们接受,在教学中加以改进。杜安东从不当场指出听到的问题,而是利用课后聊天的机会,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与老师们分享,注意交流的语言、语气,还有他们听到意见后的感受。
“我刚走上讲台时,很想把知识尽快传授给学生,但效果并不理想。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思维方式有差异,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是杜老师让我尝试着换位思考,多用学生熟悉的事物作比喻,让他们循序渐进地理解。”2017年到双湖县中心小学工作的年轻教师陈春说。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在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双湖县中心小学的整体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在去年内地西藏初中班的招生考试中,双湖县中心小学学生夺得了那曲市西部四县总分排名第一名。
“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008年夏天,杜安东和曹晓花从新疆大学毕业后,回到山东老家工作。一个偶然机遇,他们参加了西藏的公招教师考试,一起被分配到那曲市双湖县中心小学。
“西藏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你们去那里工作,能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吗?怎么样与当地人交朋友?能不能适应高海拔气候?”杜安东的家人中,没人到过西藏,更不了解那曲,很担心他们将来的工作和生活。
杜安东告诉家人,自己读大学的新疆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期间不但没有遇到学习和生活上的障碍,而且结交了不少各民族的朋友。他又买了一张地图,用红笔在上面标注了自己工作的地方:“你们看,这里是昆仑山,这边是横断山脉……我要在双湖县教书,让这里孩子考到内地的学校,让他们走出高原。”
但杜安东和曹晓花明白,在新疆读大学只有短短的四年,而到西藏工作计划几十年——能不能搞好民族团结,是他们教书育人的前提。
刚到那曲市双湖县中心小学报到时,他们是全校仅有的两名汉族教师;曹晓花班里的几名学生上课爱嬉笑打闹,不管怎么招呼都不遵守课堂纪律,气得她直流泪;身边没有一个亲戚,学校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身体力行……
“怎么样才能够打开学生们的心扉?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同事、家长们的信任?”杜安东默默地问自己。
在西藏汉语文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课本中,有一课讲到了汉藏民族融合。杜安东就跟学生们讲述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文成公主从京城出发,带上青稞、豌豆、油菜、小麦、荞麦等种子和各种耕种技术进藏;西藏从那时候起有了五谷,老百姓学会了耕种和其他技艺,西藏和内地的来往更加紧密了。
话音刚落,就有学生举手提问:“杜老师,什么是豌豆?”“杜老师,油菜长什么样子?”“杜老师,你说西藏有了这些菜,为什么我们双湖看不到?”……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提问,一下子问到了杜安东的心坎儿里。
“不能只跟孩子们说双湖生活苦、双湖条件差,还要让孩子们看到希望,要让他们明白双湖和全国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杜安东说。在高寒低氧的双湖县,绿色是最稀缺的颜色。但无论怎么样,杜安东也要试一试。
早上,一场小雨后,双湖县碧空万里。
杜安东和曹晓花在自家院子里,挪出一块空地,从外面搬了些泥土,再用砖头围成一片小小的菜地。这些年来,杜安东每次从老家返藏,都会像文成公主那样带些种子,西红柿、小葱、黄瓜、油菜……他都试着撒下这些“民族团结的种子”。
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种菜,是何等困难:有的种子从来没有发过芽,西红柿长了5个月都还是青的,所有菜一到冬季就枯萎了……然而,他们夫妻俩从来不介意有多少收成,天天松土、拔草,隔三差五施一次肥。
杜安东和曹晓花的周转房与教学楼间,只隔着一条路。每学期夫妻俩要带5、6个班的学生。课间和周末,经常有学生到他们家串门。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
一阵急促的下课铃后,双湖县中心小学校园变得热闹起来。
家门外,门缝里探出几只小脑袋,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蛋、洁白的牙齿,脸上还挂着汗珠。“杜老师、曹老师,我们可以进来吗?”小心翼翼地问,蹑手蹑脚地走进屋,然后嘻嘻哈哈地围到院子里的蔬菜前。
“我在书本上看过黄瓜的照片,还从来没见过长在土里的。”五年级(3)班的次仁旺久说。五年级(1)班的吉扎接过话说,这棵黄瓜他看上很久了,还帮忙浇过水,所以等这棵黄瓜长大了,一定是他的。
由于路途遥远,双湖县中心小学的438名学生中,有一半以上寄宿在学校,一个学期才能回一次家。出于学生安全考虑,即使周末放假,学校也不允许学生私自外出。这片几十亩地的校园,就是这些孩子的童年。
“老师,老师,这周放什么电影。”快到周末,杜安东和曹晓花老师班上的学生就按捺不住激动——大约每隔一周,夫妻俩就会组织班里的学生看电影,最先是在家里用电脑播放,后来学校购置了投影机,就改在教室里。
双湖的冬季气温,常常低到零下20多度。即便是一年级的学生,也要自己换洗衣服,一双双小手被冻得通红,还没力气把衣服拧干。
“我们这么大的时候,父母都在身边,是绝对不会让我们自己动手洗衣服的。”曹晓花不忍心,就把衣服拿过来洗。看到有孩子衣服破了,她就把他们带回家里,想办法补补;到学生寝室时,她特别留意宿舍棉被够不够,把手伸进被子,看看暖不暖。
六年级的女生洛桑卓玛很活泼,下课后喜欢追着曹晓花玩。一天,她对着曹晓花叫“干妈!干妈!”曹晓花有些受宠若惊。刚开始,她不让学生这样叫,因为“妈妈”是一个伟大的称呼,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
“我不管,我不管,你就是我的干妈。”洛桑卓玛说。
曹晓花拿她没办法。双湖的孩子学习条件艰苦,又很少跟父母交流,学校老师就像是他们的父母。渐渐地,“干妈”的称呼在学校传开了,扎西旺姆、维色拉姆、央金拉姆……曹晓花的干儿子、干女儿一天比一天多。
无论下课后,还是周末,班里的学生见到杜安东和曹晓花,都兴奋地扑到他们怀里。2017年,曹晓花回山东休产假期间,学生天天追着杜安东问“曹老师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暑假期间,六年级学生洛桑卓玛在他们的车窗上,用手指划过尘土写下:“我的干妈,回来吧,我想你了。”
双湖县地处藏北牧区,每到开学和农忙季节,就会有家长到班里领走自己孩子。从教11年来,杜安东记不清跟多少名家长做过劝学工作。
“我的孩子会点藏语和数学就够了,其他东西学了也没用,反正将来也是放羊。”卓嘎的母亲一边说,一边让卓嘎收拾书包。杜安东赶紧把她请到办公室,拿出杯子倒上水,细细地给她讲道理,孩子不能一辈子放羊,要有知识才能走出双湖,才有孩子自己的人生。
这头刚送走卓嘎的母亲,那头仁青的父亲又来了,情绪还有点激动:“我的孩子,我自己知道该怎么教育,不要你们老师管。”他嘟囔着,家里等着孩子回去捡牛粪、剪羊毛。杜安东一边安抚着他的情绪,一边带着他到教室参观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又拿出考上内地西藏班学生的例子与中途辍学的学生作对比,一点点让家长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把孩子交给我,您就放心吧,我一定让他们学到知识,将来有出息的。”杜安东说。
每次从家长手中“抢孩子”时,杜安东都斩钉截铁。他深感,一名基层教师肩上的责任,为了双湖孩子的未来,不敢有丝毫松懈和退缩。他明白,要从根本上改变双湖县落后的教育面貌,必须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和家长们“打成一片”。
8月23日,开学还没几天,杜安东发现班里的旦增扎西汉语文成绩差了不少,还有些厌学情绪。他不得其解,决定来一次家访。
一顶白色帐篷里,一个炉子、一张桌子、两张藏式卡垫……在距离学校10多公里的双湖县多玛乡,这是旦增扎西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父母都没读过书,无法指导孩子完成假期作业;旦增扎西又是家里的独生子,寒暑假要帮忙放羊,既没法保障学习时间,又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到拉萨或内地开阔视野。
了解完情况后,杜安东打开了话匣子。他先夸奖旦增扎西家里羊肥牛壮,是因为掌握了在草原上生存的“学问”;接着,话锋转到将来孩子走到内地,也必须要具备内地的“学问”。现在西藏实行的15年义务教育免费“三包”政策,就是为掌握这些“学问”铺路的。
“今年旦增扎西就要小升初了,需要家长和学校老师的紧密配合,才能不耽误孩子的将来。”杜安东说。他一边说服了家长减轻孩子的家务负担,一边又让孩子放学后到自己家里补习功课。
杜安东和曹晓花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藏族学生,得到了学生家长、学校同事等各族群众的高度认可。
学生家长次仁顿珠说:“杜老师和曹老师很爱学生,为学生们付出了很多,我们家长非常高兴,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等这些孩子们将来长大后,一定会记得他们有过这样好的汉族老师、汉族‘父母’。”
许多学生家长不会说汉语,见到杜安东和曹晓花只能激动地握着他们的手,嘴里反复说着:“嘎衣给更(汉族老师),哑咕嘟(好)!哑咕嘟(好)!”
双湖县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邓增曲加说:“他们夫妻俩有不错的学历,在内地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但他们舍不得双湖的孩子,默默奉献在教育岗位上,播撒民族团结种子,让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了雪域之巅。”
“条件再艰苦的地方,也要有人坚守”
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高反让人头疼得厉害,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晚上经常睡不着觉;
严冬时节,物资奇缺,一连几个月都只能到吃土豆、白菜和萝卜,物价还是内地的好几倍;
没有自来水,只能花钱买3元一桶的桶装水,水还不能马上用,要等沙子、草根沉淀一晚后,才够勉强用一天;
……
这,就是双湖县的艰苦条件,但杜安东和曹晓花从来没有在电话里对家人提起。“不报忧,是不想让家人担心。尤其是我母亲,怕她受刺激。”杜安东说。
早在杜安东读小学时,母亲就检查出患有心脏病。2009年夏天,杜安东在电话里听出母亲精神不好。但他知道,母亲为了省钱,不到病得不行,是舍不得去医院的。终于等到了学校放寒假,杜安东一回到老家,就把母亲接到山东省济宁市附属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
起初,母亲还能走动,杜安东就骗她只是感冒,带着她到市里、县里想去的地方转转;后来,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痛,连离开家门都很困难。
2010年3月,眼看就要开学了,母亲叫父亲准备了杜安东要带回西藏的罐头、花椒、干菜,又叫姐姐买了他最爱吃的饭菜。一家人坐在桌前,聊起今年庄家的收成好,母亲特别开心,“将来赚到钱,就给三个孩子每人盖栋大房子”,又对杜安东说“你安心去工作吧,别老是担心我”。
4月18日中午,杜安东接到母亲打来学校的电话:“儿子,我快要不行了,我只想再看你一眼。”放下电话,杜安东急忙往家里赶。
从那曲市双湖县回杜安东的老家需要四天,第一天才走到那曲市班戈县,他就从家人口中得知母亲已经去世了。
“娘走的时候,安不安祥?有没有留下遗憾?她辛辛苦苦把我养这么大,我从来没回报过她什么,害得她连儿子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在这之前,他还感觉到母亲一定会等着他。这一刻,他唯一的希望都破灭了。
按照当地习俗,把母亲安葬在自家地里后,杜安东一个人在房里发呆: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亲人们给他的压力,更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回西藏工作。然而,就在几天后的一天早上,父亲又代替母亲准备了他要带回西藏的罐头、花椒、干菜,姐姐又买了一桌子好菜。这,跟他上次离家时一模一样。
“你母亲生前很理解你的工作,临终前嘴里一直念着,要你‘不要伤心,好好工作’。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回到双湖,去教育好那些孩子们,家里的事儿不用担心。”父亲说。
杜安东热泪盈眶,拜祭过母亲后,又重新踏上了回藏的路。此后的近10年间,每次回家和离家,杜安东都要去拜祭母亲,跟她聊聊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双湖学生们的进步、妻子和两个儿子的近况。
2010年,杜安东和曹晓花生下大儿子杜俊昊,寄养在山东老家,由杜安东的父亲一手带大。去年,小儿子杜俊宇又出生了,交由杜安东的妹妹帮忙照顾。
杜俊昊刚上小学时,杜安东只能打电话与儿子联系,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杜安东的父亲不识字,不能指导作业。别的小孩放学回家后1个小时就把作业写完了,而杜俊昊从下午4点写到晚上9点,作业本上还有大片空白。
那年回老家,杜安东发现儿子非但成绩不好,还养成了一堆坏毛病:喜欢说谎,把老师布置的试卷和作业藏起来;学会了模仿大人的笔迹,在试卷上代签字。一气之下,杜安东和曹晓花第一次狠狠打了儿子一顿。
“爸、妈,班里的同学都有父母在身边关心,而我却没人管。班里有几个同学欺负我,笑我是个野孩子。”儿子边哭边说。杜安东和曹晓花意识到,这些坏毛病的养成,岂能都是儿子的错,也是自己没有尽到做父母责任。他们一家三口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他们的父母在西藏,就注定了与其他同龄孩子不一样。我们做家长的,没能陪伴他们成长,只能弥补一点是一点。”杜安东说。在杜安东和曹晓花的周转房里,没有电视、没有沙发、没有书柜,只有一张简易的木板床,这两年才添置了一台洗衣机。他们每月省吃俭用,剩下的钱都寄回了老家。
与两个儿子相隔千里,杜安东就把他们成长的照片用A4纸打印出来,贴在了卧室的墙壁上。许多年过去,墙壁上贴满了两个儿子的照片。
2016年,初夏。杜安东像往常一样,在校园里散步。
刚刚走进家门,杜安东感到心跳突然加速,紧接着是一阵锥心的剧痛,便失去了知觉……也许过了几分钟,也许更长,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水泥地上。当时,曹晓花不在家里,他缓了一会儿,才自己爬起来。
这,已经不是杜安东第一次晕倒了。2013年初,他就时常感到心绞痛,“像是一根针扎在胸口上,有时几分钟扎一下,有时几秒钟就有一次。”杜安东靠着吃药,暂时把病情压了下去。
从到双湖工作的第一天起,杜安东就知道高海拔环境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双湖县的人均寿命只有58岁,比整个西藏的人均寿命还少了近10岁。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大都患有多血症、心脏病、高血压、痛风等各类高原性疾病。
“医生建议我尽快离开高海拔地区,否则随时有猝死的危险。”2015年,双湖县教体局组织教师体检,医院出具诊断的结果为“室性心律伴有心律失常”。体检结果反馈给双湖县中心小学的领导,“你们学校有个老师,身体快不行了,想办法让他调走吧”。就这样,杜安东的病情渐渐在同事间传开了:
“从学校的角度,我希望你为双湖的孩子留下;从朋友的角度,我更希望你能考虑自己的身体。”学校党支部书记邓增曲加说。
“你们两口子在双湖这么多年,已经是很大贡献了。班里的孩子不用担心,我会安排其他老师顶上。”老校长珠旺加布说。
“无论干什么工作,命是最重要的,赶紧调吧。”年轻教师次仁久美说。
……
在这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想往低海拔地区调动的人很多,而真正有机会调离的人却不多。领导、同事一番掏心窝子的话,都是为他着想,令他非常感动。
上课铃再次响起,杜安东站上讲台,这也许是他给双湖孩子上的“最后一课”。他努力控制住情绪,仔细看清楚班里每个学生的模样,跟每个学生都说说话:“扎西旺姆,最近学习有什么困难”“罗布,上课要专心一点”“吉宗,还要老师帮你些什么”……
2016年10月的一天,杜安东带着学校、医院开具的“不适宜高海拔工作”材料,来到了那曲市教体局。他原以为,办理工作调动怎么也得一个月,这次只是问问情况。没想到的是,局里已经原则上同意了他的调动,还问他有没有意向调动的地方。
杜安东犹豫了,脑子里又想起了双湖的那些孩子们,“我再想想……还是不调了。”
过了两天,珠旺加布惊讶地看见,杜安东没有调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又回来了,又拿起课本,走上了讲台。那一刻,珠旺加布既忍不住想骂他几句,心底又满是欣喜和敬意。
“条件再艰苦的地方,也要有人坚守。”杜安东说。他在家里装了氧气瓶,不舒服时就吸吸氧;他每年都定期体验,按医生吩咐注意保健;学校特别照顾,尽量不安排他干体力活儿;教职工食堂建成后,他也不用每天搬水做饭了……
随着杜安东身体的好转,他们夫妻俩更加坚定要留在双湖工作。
“双湖县是一个极高海拔且深度贫困的地区,教育是孩子们的唯一出路。杜安东、曹晓花夫妻坚守讲台十余年,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藏族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让老百姓对双湖的教育看到了希望。”双湖县教育局局长巴桑说。
“杜安东、曹晓花夫妻克服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对故乡的思念等重重困难,扎根基层一干就是十余年,是双湖县干部职工的代表。他们为双湖作出的贡献和身上具有的精神,充分体现出了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原则,是我们双湖干部职工学习的榜样。”双湖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建华说。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这里的孩子一天天成长,将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杜安东说。当一名教师是他从小就有的初心,无论是在双湖或是在其他地方,他都只是履行了一名普通教师的使命而已,从未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平凡的事迹。
……
午后,乌云压过天空,大风吹起地上的沙石,高原上就要有一场骤雨。
杜安东招呼着操场上的孩子赶紧回到屋内,孩子们一个个蹦蹦跳跳地跑向他,就像雏鸟找到了自己的巢。杜安东搂着孩子们,望着窗外,不一会儿,天空就要放晴了。
(中国西藏新闻网廖云路 张宇)